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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轿车的问世，在国家封闭自守的时候，它是经典，就像样板戏那样，一片喝彩声；然而轿车不是戏剧，它是先进科学技术的集大成，两万多个零部件组合到一起，要高速度长时间地奔跑，并要安全可靠；车身造型更为讲究，不仅美丽还要表现风格气质。所以说轿车是工业化国家的专利产品，是工业文明的代表作。然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还在沿袭秦汉以来的农耕经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仍在土里刨食，工业总产值仅是比利时的十分之一。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能造出高级轿车来，不是神话也是奇迹。因此，“红旗”作为品牌，已经以文化形态，渗透到中国人的心里；如今外国品牌汽车在中国土地上遍布的时候，中国人对民族品牌的认知，愈来愈急切，也就是愈来愈关注“红旗”的命运，谁都知道它是最有资格的民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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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轿车是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大写。

上个世纪的1958年，贫穷落后的中国焕发出一种精神，叫奋发图强；用这种精神造出一辆汽车叫“红旗”。在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禁运的条件下，自己动手造高级轿车，几个月这辆车就问世了，从造型上，扇面形的水箱面罩，宫灯形的后尾灯；内饰采用苏州刺绣的沙发面料，桃木镶成的四框，古色古香。红旗车这身打扮，为何？彰显民族特色。告诉人们它是中国的。的确，老红旗车，远看近看，怎么看都是中国的。当然，现在看来显得过于直白了些。

那个时候造这样的高级轿车，在国际上都是凤毛麟角，对中国而言，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等于“闭门造车”，更没有采购可言，一切都得自己干，难度是可想而知的，V型八缸220马力的发动机，从毛坯到机械加工，再到装配、试验等全过程都是自己干出来的。设计师程正回忆：我们都知道V-8型的汽缸体铸造是当时的铸造技术尖端。我们一汽的工人第一次浇铸时，连在场的苏联专家都摇头，因为即使在苏联，当时的汽车也没有敢采用V-8型发动机的，可是我们半个世纪前就干成了！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叫《无眠的年代》，记录了那一代人造红旗轿车的日日夜夜，那是从无知到有知的奋斗，不少零件是经过千百次的反复实验才干出来的，一个回合就是几个昼夜……

红旗轿车，从诞生到成为一辆具有实际意义的轿车，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汽车生产不能像人口增长那么方便，车造得匆忙，不得不走回头路。

“红旗”第一回送到北京中南海，向党和国家领导报捷时，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也许出于职业的关系，对国产轿车特别敏感，他首先坐进去，跑了一圈，备加赞赏，可下车的时候门锁怎么也打不开了，只好把前风档玻璃起下来，让这位老总从这里爬了出来。还有一件险事，1971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游览长城，从八达岭下来的时候，是很陡的坡，司机一踩刹车，没有反应，汽车失去控制，那位司机吓出了冷汗，但很机敏，发现前面有一堆修路用的石灰，一打方向盘汽车钻到灰堆里，虽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但也是一个大事故，事后公安人员实验，刹车又好使了，这样，司机可就说不清了，直到把一汽领导和技术人员叫到北京经过实验分析，说明我们采用的刹车系统存在不稳定问题，这才使那位司机免遭大祸。此后对红旗轿车进行了多项改进，特别是刹车系统；并与解放军装甲研究所联合研制出防弹安全红旗车，这个车不仅车身用机关枪打不透，底盘也不怕地雷炸。林彪逃跑时用的就是这样的红旗车。事后检验，车的后风挡玻璃上留下几个浅浅弹痕，证明当时警卫战士曾对这辆往飞机场逃跑的红旗车射击过。那时候党和国家几位主要领导人都配备了这样的安全防弹红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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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车创造了一个时代，让中国人骄傲了三十年。

造车和出厂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红旗车作为一个时代的骄傲走近中国人。1959年10月1日建国十周年大庆，10辆红旗车并排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第一次亮相就吸引了八亿人的眼球。此后红旗车就没有离开中国人的视线，继而成为国车，成为最高礼遇的象征，拉过美国总统等外国政要，他们以坐红旗车而感到尊贵。更让中国人激动的是建国三十五周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乘红旗敞篷轿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陆海空三军，令世界瞩目，壮哉，红旗！建国五十周年江泽民主席在众多的高档车中，还是选择了“红旗”做检阅车。

红旗不是一般的品牌，是历史造就、全民族关注的品牌，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常使用的一句广告词“中国人的红旗”是从我们的心底喊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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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可以说是国家、民族的一个会奔跑的符号。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看到进口车在我们城市里纵横驰骋，从殖民地地位得到解放的中国人，从眼球引发很多联想，老百姓骂街，学生们吵吵，反对轿车大量进口；汽车和爱国联系在一起，和民族尊严联系在一起，这不仅足以说明汽车怎样牵动人的感情，还表明汽车品牌的民族性质和地位。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在中国土地上兴建的合资厂如“雨后春笋”，可是品牌的名字都是直译过来的方块字，有的名字我们根本不知是什么意思，多数照搬照抄，我们并没有知识产权，也都算国产车；当然，在一定阶段里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的发展，然而没有知识产权，我们不过是外国汽车的另一个生产国罢了。原一汽老板耿昭杰说了一个有意思的比喻，从我们国情讲，合资生产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好比体育运动，请外国运动员来，主要是提高我们运动员的技术水平，最终是取而代之；如果参加奥运会，出场的运动员都是从国外雇来的，那民族尊严放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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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汽车工业来说，我们的政府也是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没有把轿车放到发展的位置上，并下令让红旗轿车下马；但一汽人从未放弃对红旗车的研制，总希望会有出头的那一天。

1987年5月国务院在武当山二汽召开中国轿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本未通知一汽参加，因国家已分工一汽从中型车向下发展干轻型车。时任厂长耿昭杰想，如果一汽干不上轿车，不单是无法向前辈们交代，一汽也会由于达不到经济规模而沦为二流企业。一汽必须要上轿车。他连夜上山，赶到会场，他第一个发言，呼吁“快上轿车挡住进口”。他讲 “东风”、“红旗”是怎样造出来的；红旗车是怎样不断研制的，我们有能力、有基础快上轿车！他的发言博得热烈的掌声。听了他的发言，莅会的国家科委的一位姓金的局长，已是满头华发，声泪俱下地疾呼：我们要支持一汽快点把国产轿车搞上去，挡住进口；如果搞不好民族汽车工业，是我们中国科技战线的一大耻辱……会场片刻沉静之后，又是热烈的掌声，耿昭杰的发言成为讨论的中心；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耿昭杰以人民代表的身份提出关于发展国产轿车的一份议案，闻讯的几十位代表赶去签名，很快这个议案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

当然至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只要能在本土生产，得到丰厚的回报，有没有民族品牌并不重要。试想，如今那么多在中国生产的外国车怎么没有一家让你把品牌换成中国名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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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发展民族品牌，经过二十年的周折，今天差不多得到上下一致的认同。

去年《经济日报》记者程远同已经退下来的耿昭杰讨论民族品牌的问题。“没有自己的品牌生产多少都是别人的辉煌”，文章发表后，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认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并做了重要批示，希望把这个讨论引向深入；又悉原国家科委的金局长以个人名义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进一步提出发展民族品牌轿车的意见，他还提议国家公务人员带头坐名副其实的国产轿车等建议……

让红旗品牌壮大起来，是历史的托付，这也是一种精神力量。那么红旗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随便一想便知：在世界上诸多名贵品牌的汽车阵容里还有哪一个像红旗车那样曾经让一个时代闪光，让一个民族为之骄傲的？红旗车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在国人眼里，已是世界第一了。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想：红旗品牌的基因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从她诞生的时代背景寻找的话，红旗车是“带轮子的政治”，是崇拜的符号，崇拜信仰，崇拜权力；红旗轿车的出现，可以说是造神运动的一个物质成果。以造神作为动力时，也会极大地发挥人的智慧与力量，近乎于宗教的力量，红旗车就是这样的作品。然而，过去的红旗轿车，一直没能形成网络化生产，没有形成规模，早期的“红旗”作为一个时代的标本，已经进入“老爷车”行列。

从德国引进的“奥迪100”轿车技术，经过组装生产，获得了该产品的知识产权，致使“红旗”没有断子绝孙。中国人喜欢红旗这个品牌，多出于情感因素。一汽在这个有限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往前走，但对“奥迪100”技术的中国化改造，有拼凑之嫌，采用奥迪车身，装上从美国引进的发动机，拿下四个环子，换上一面旗子，中国用户一直不太认账，老百姓编了一个谜语：小红旗轿车，打一计划生育用语。谜底是:“摘环”。这样的红旗品牌，怎么可能成为技术、性能上的名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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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是真正的站起，一汽人以“发展民族品牌舍我其谁”的勇气与智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抓住国际合作的机遇，从世界强手中寻找合作伙伴，一个新的过程开始了，以巨大的投入要开发出一个崭新的“红旗”家族。这个动作非同小可，意味着这一代红旗车要与世界级的名牌相媲美，相竞争，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智力的投入；有实力的企业，才能选择最好的合作伙伴。造型设计，目前一批工程技术人员，走进设计了包括“法拉力”在内的一千多个车型的世界顶级的意大利乔治·亚罗设计室……整车技术也是与世界强手合作，从A级到D级，就是从普通型到豪华型，中间是B、C级别的中高挡，一个系列的开发研制。当然她是混血的。今天的民族品牌已经全球大交合了，所以品种才这般优秀。新一代“红旗”，必定是基因的改良。

然而，当今世界汽车更新频率越来越快，产品开发能力不够强劲的企业，不是被并购，就是被淘汰出局。这是对民族品牌的严峻挑战。美国的克莱斯勒归属了奔茨·戴姆勒；英国的劳斯莱斯卖给了德国宝马，易主后为给这个老资格的民族品牌留住尊严，新厂仍建在它的老家——英国海港城市古德伍德。由此看来，民族品牌的生存，最为重要的是企业的产品研发能力。研发能力，是最强劲的资本：财力和技术。 只有靠自身的研发能力，才能做到以发展求生存。红旗品牌能否崛起并生存下来，不能只在此一搏……文/王少辛